民国时期是婚姻习俗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婚俗，既是中西文化冲撞的结果，又是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婚俗的延续。从《申报》中大量的社会评论来看，民国时期婚姻习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婚姻陋俗遭到废除和抵制，二是新式婚姻习俗出现并得到提倡。

　　《申报》曾有评论明确指出女子早婚之害：“其小者足以阻害个人之发育及健康，而其大者足以亡国灭种。”“早婚者自身尚未受完全教育，今欲其担负教子之责，果能合其父母最大之责任吗，以幼时未受完善教育之子女服务社会，果能合其国民一份子应尽之责职吗?”

　　对于婚姻年龄问题的讨论也是当时舆论热点：“婚姻这一回事，男女的年龄须得不相上下，如果男的年龄比女的年龄小得太多，或男的尚未发育而女的却已完全发育的了，就生理上说起来，极其应该有纠正之必要。”

　　民国时期提出男女平等，解放女性。虽然已有法律明令禁止纳妾，但在当时纳妾之实仍然存在，即便是已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会因为一时私欲纳妾，《申报》评论他们“归国时痛骂中国旧风俗……一日做官，囊有余钱，渐觉野蛮奴隶之制便于采用，而文明平等之制大不利于己，于是公然纳妾”。

　　民国时期，闹新房活动的恶俗化日渐受到人们的反对，当时有评论认为闹新房与索诈无异，甚至会让人有机可乘，公报私仇，应当革除。1932年末，针对闹新房是否应该废除问题，《申报》上还为此产生了一场论争。

　　舆论在积极提倡废除旧式婚姻陋俗的同时，也对新式婚俗进行了宣扬，主要体现在婚礼趋向节俭、集团结婚流行和择偶观念进步等方面。

　　当时有评论指出：“近今社会之风俗，日趋奢靡，婚嫁一事尤好铺张扬万。中等社会之婚娶，往往需费千金，上焉者更无论矣，夫人生结婚之目的在谋人生真正之幸福，并非一种热闹之事可比”;对于嫁女妆奁，还建议“除了日用必需之外，一概授以实银……存在储蓄机关，每年以年利一分计算就可得百余元，即以此所生之利做衣服也不患不够了，正是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集团结婚即多对新人一同举办婚礼的结婚仪式，为的是“以崇节约而挽颓风”“在今日环境之下而言补救之道，莫若一方厉行结婚之俭德化，保持婚姻之庄严性”“集团结婚不论在任何方面，均较单独进行为省，尤其许多新人聚首一堂，喜气洋洋，精神上自然格外愉快……际此物力维艰之秋，此种制度实颇可推广。甚望今后社会青年男女于择偶时必须审慎，而在结婚形式上务求其简便，集团结婚乃合乎节约，大方，合法之结婚制度，宜乎值得提倡也。”

　　民国时期的择偶，不仅自由度提高，受父母家庭影响减少，择偶观念也与时俱进。身体健康是当时青年男女择偶时考虑的重要因素，男女双方应身体健康，没有遗传病，杜绝以往堂表兄弟姐妹近亲结婚的陋习。男女的适婚年龄在早婚现象的逐渐减少之下趋向正常，《申报》有评论认为，男女双方年龄应在20～28岁为佳。另外，还涉及其他方面：双方容貌般配，各自应有独立职业，不可过分依赖家庭;择偶时还应考虑对方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是否融洽;性情温和、待朋友友善也是应当考虑的重要择偶条件。当时还相当重视学识，有评论专门指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因学业上之陶冶而发生真正的恋爱”才具备自由结婚之资格。此外，门第清白、勤俭耐劳等条件均不可忽视。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择偶观念和婚嫁标准渐趋现代化，逐步摆脱了传统婚姻的盲目和落后，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