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到年轻人结婚，很多人都会议论一件事——现在结婚的花费太大，结婚之前要买房、买车，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多的钱对于一个普通人家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有时，一些家庭为了让子女结婚不得不花光所有的积蓄，甚至举债度日。

　　照理说来，结婚原本不过是结两姓之好，求一段美满姻缘，重视的是人伦关系的调整、子孙的延续。那为何会出现婚姻重财的现象呢?实际上，这种现象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现象，历史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比如明代的时候，就有婚姻重财的现象。这些现象受到当时一些守礼之士的极力指斥。明末清初学者陈确就说：“古之嫁女者，判布而已;今之嫁女者，必珠玉绮绣，光耀白日，迎奁之舟相衔而进，而后嫁。”以前女子结婚，穿戴比较简朴，但现在一些地方新娘子结婚时穿戴的十分奢华，“履以珠缘，髻以金饰，宝玉翠绿，奇丽骇观，长衫大袖”，直至“光耀白日”，无以复加。前来迎亲的船只也非常多，浩浩荡荡，场面十分气派。对于这种婚姻奢侈之风的恶劣影响，官员王廷相直接揭露，“下户妇女，财礼动至二三十金，以至男女年近三十，多未婚嫁，弃亲悔聘，习以为常”。正因为婚姻重财，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得很多适龄青年不得不拖延婚期。甚至一些人因为拿不出聘礼，已经订好的婚姻也不得不放弃。从此可以看到，在明代，两姓联姻，只论财物，不尚礼教，已经成为当时婚俗中的弊病。

　　婚姻重财，不仅给个人、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也会对国家社会的良性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对于这种不良现象，朝廷下发禁令，希望能将婚姻习俗中的奢侈之风纠正过来。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特别下令，在全国倡导婚姻节俭，醇厚风俗，并且要求中书省就婚礼集议定制，颁发天下。“古之婚礼，结两姓之好，以重人伦。近代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宜令中书省集议，定制颁行遵守，务在崇尚节俭，以厚风俗。”对于那些不顾国家礼法，婚姻奢侈的人，也要严惩不贷，“违者，论罪如律。”

　　在朱元璋看来，婚礼不仅仅是人生大事，和两个家庭有关，更是社会大事，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斟酌得宜，才能使社会风气纯正，行之久远，“婚丧之礼，人道所重，斟酌得宜，行之惟久”。洪武五年(1372)六月，明朝政府制定了官民婚丧礼物的规格。婚礼，官员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个程序。过程中，使用的礼物规格、数量，按照品级高下不同而有差异。普通人的婚礼，程序上与官员相同，但又细分上、中、下户，不同等级使用的礼物各不相同，其目的就是既按照礼仪程序举行了婚礼，又减轻了婚姻双方的经济压力。到嘉靖八年(1529)题准，要求婚礼男女双方之家，对于“仪物”，“俱毋过求”，明朝政府还在继续倡导一种节俭办婚礼的风气，要求不同身份的人量力而行。

　　不仅国家层面对婚姻奢侈之风进行严格限制，一些饱学之士也纷纷针对婚姻奢侈现象献计献策，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拟定了一些可以具体操作的范式。陈确在他的家约中，就对妇女的妆奁进行了简化，他认为即使是十分富裕的人家，也不能过度地增加妆奁，一般用30两银子准备妆奁就比较合适。在当时，30两银子可以置备一份这样的嫁妆：“衣厨一口，衣箱二口，火箱一只，梳卓一张，琴凳二条，大杌头二条，小杌头二条，衣架一座，面架一座，梳匣一个，镜箱一只，铜镜二面，面盆一个，灯台一个，烛千一对，脚炉一个，布衣二袭，绸衣二袭，铺陈一副，床帐一条，床慢一条，门帘一条，面桶一只，脚桶一只。”

　　陈确认为，这些妆奁几乎包括了新妇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准备，即体面又减轻了女方家庭的经济负担，即使是那些生活较为苦难的家庭，也不至于举债，“则主人虽极贫，可免外贷”。同时，陈确还指出，准备妆奁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现实的考虑，也是亲人间情感维系的重要方法，“此一家血脉常通之道也”。

　　实际上，无论是男方的聘礼，还是女方的妆奁，这里面首先有经济方面的考量，双方父母想为新婚夫妇准备丰厚的物质基础，减轻婚后的生活压力，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婚礼中的财物实际上是亲人间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我们再来看看刚刚的妆奁中除了衣柜、衣箱、火箱、梳桌、琴凳、杌头、衣架、梳匣、镜箱等一些家具外，这里特意要求要有“门帘”。“门帘”自然有使用价值，但除此之外，帘子在民俗中寓意“连生贵子”。亲人间赠送礼物，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生活所需，更是对新婚夫妇未来生活的一种美好的祝福和期待。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双方缔结良缘，本是两个家庭高兴的事儿，切不可被奢侈攀比的风气所破坏，伤了彼此之间的情意。夫妻恩爱、孝顺老人、家庭和谐才是美满婚姻理应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