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有句俗语叫“不做不合方”，意思是“不这样做就不像这个地方的人”。因此，各支系的苗族群体，在盛饰的制作和佩戴上产生了一致性。

　　对于普遍喜好盛饰的苗族人而言，不同的盛饰起到了区分佩戴者所在地域、所属支系的作用。而在某一固定地域的内部，盛饰还具有对佩戴者个人属性的标识意义。在贵州施洞，无论是襁褓中的婴孩，还是体态伛偻的老妪，他们身上都折射出当地以“盛”为美的“嗜银”偏好。银饰数量的多寡、款式的差异都具有强烈的指征功能，这种指征功能是以佩戴者的年龄为脉络而展开的。

　　从“趋同”到“存异”——性别与年龄的区分

　　施洞苗族地区刚出生的婴孩，无论男女，都可以穿戴上长辈为其准备的盛饰，大致有迷你版的银项圈、银手镯、银帽、银马夹、银衣等。银帽上会装饰有银罗汉、银泡、银响铃，小银衣上则会缝缀上衣片、银泡和坠饰。由于处于性别模糊的时期，银饰尚不具备区分佩戴者性别的意义。

　　从两三岁开始，银饰在性别上的差异渐渐表现出来：男性除了在重要节日时会佩戴银腰带、银链子和衣角的三角形衣片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更多的饰品，银饰的造型和佩戴的数量，都呈现出单一化发展趋势。而对于女性而言，此时才是盛饰佩戴的起步阶段。女孩们开始穿戴上专属于女性的、微缩版的轻型盛饰，或是半套盛饰。也就是说，从孩提时代开始，施洞苗族盛饰的佩戴就产生了强烈的性别指向，这种指向功能无需依附于某种明文规定，而是潜移默化地存在于当地人的思想之中。

　　风华正茂时——人生礼俗的标识

　　施洞苗族盛饰在当地女性群体的内部也具有极强的区分功能。这种区分方式通常以女性的年龄段为准则，但并不刻意追求具体岁数上的精确，而是依据女性身份的变换来界定，主要体现在对银饰的种类、造型以及佩戴数量多少的取舍上。

　　所谓“无花无银不成姑娘”，这说明了银饰对于苗族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重要性。女孩逐渐成长为女人的过程中，银饰的数量、款式、尺寸也逐步趋向于“盛”。到十五六岁时，施洞苗族女性基本都能拥有一套完整的盛饰，基本包括有：正背相对而饰的大小银角各1只、龙头发簪1支、千足虫配钗2支、左右插饰的银花钗2支、银凤钗1支、头围1个、耳饰1对、银龙项圈1只、龙骨项圈若干只、手镯若干副、戒指10只，以及银片、银泡和银坠等等。从此时直到新婚期是女性佩戴银饰的巅峰阶段，即达到了一生中“极盛”的状态。

　　在这段时间内，施洞苗族女性会相继完成成人、出嫁、结婚生子等一系列重要的人生仪式。银饰作为嫁衣和嫁妆，其盛况的发展，是随同着这一切关键时刻而展开的。这种对女性身体、身份变化的标记功能，赋予了盛饰在装饰以外的社会属性。

　　“不该俏”与“分银子”——社会角色与个人心态的变换

　　步入中年的女性，不再像年轻姑娘那样佩戴繁盛的银饰。

　　年逾三十时，女性的银饰数量就开始减少：发髻头顶插戴一支凤凰造型的大银雀发簪，左右两侧佩戴银花簪，颈胸饰由原来的多个项圈变为数条粗大的长银链，手镯的数量也有所减少。

　　到了40岁以后，施洞苗族女性便会以老人自居，两侧银花钗也被舍去，仅保留头顶的凤凰发簪和一些小型银头饰。衣服上刺绣的配色开始由青年时期红色为主的艳丽基调，逐渐转向蓝、紫等明度较低的暗色调，即只穿用二等盛装。以“盛”为美的装饰理念，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由“女儿”到“母亲”的角色转换，逐渐转嫁到对下一代的装扮上。主观上认为自己年事已高“不该俏”的思想，和作为长辈给子女“分银子”的客观需要，促使量少且款式简单的银饰，成为施洞苗族中老年女性最显著的佩戴特征。

　　谈及盛饰时，我们往往多将注意力集中于银饰本身，常常因为钻研“物”，而忽略了“人”的因素。然而，苗族的银饰佩戴观念，之所以能够上升成为一种盛饰现象，其中蕴含了许多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盛饰对其使用主体的指向功能是伴随着佩戴者的自身情况和心理状态的变化而展开的，也是对二者内在变化的外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