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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数学院士的两个40年

时间:2019-12-23 21:36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雷册渊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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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回首来路,他说:“个人的前途、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唱高调,而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觉悟。”

 

一位数学院士的两个40年

——专访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李大潜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国改革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

  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访谈,以各行各业亲历者的视角,追溯历史,致敬时代,在回望中前瞻,在振奋中前行。

  李大潜说,自己刚刚年逾八旬的人生差不多是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40年的。

  在那一年的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昭苏万物的春风吹来,李大潜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之一。

  如果说他人生的前40年是“埋头苦干”的话,那么这次走出国门的经历则是他日后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的重要转折。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科学蓬勃发展与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40年。

  今天,李大潜已是“五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葡萄牙科学院外籍院士)。回首来路,他说:“个人的前途、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唱高调,而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觉悟。”

  前40年我学会了4个字:“贵在坚持”

  一张师生签名的贺卡,一束鲜花,一场座谈会——8个月前,李大潜在复旦度过了自己执教一甲子的纪念日。没有隆重的场面,省去了繁琐的仪式,取而代之的,是简单朴实的真情流露,正如李大潜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在他看来,这样的风格来源于复旦数学薪火的代代相传。

  1953年,高中时就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李大潜考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年仅15岁的他是那届学生中年龄最小的。4年后,李大潜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由于他在数学方面扎实的基础和超高悟性,受到一代数学大师苏步青的青睐,亲自提名他留校任教。

  李大潜在学术上继承了苏步青、谷超豪两位大师的衣钵,并将之发扬创新。数十年朝夕相伴,深厚的师生情谊也就此结下,成就了数学界“苏门三代”的佳话。而两位先生给予他“贵在坚持”的四字箴言,更成为李大潜最重要的人生积淀。

  解放周末:在许多人看来,“数学大师”总是与“天赋异禀”联系在一起的。您9岁就跳级升入初中,3年后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南通中学,15岁考入复旦,19岁留校任教。是否可以说,您今天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您的天赋?

  李大潜:这是大家对科学家的普遍误解。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天分。记得刚刚跳级升入初中的第一次测验,还没仔细理解题意我就抢着第一个交了卷,结果只考了18分。还在读小学的同学就笑话我:“李大潜,中学生,算术考了个18分!”

  那次教训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我之所以能在数学上取得一点成绩,只不过是我对它有着浓厚的兴趣,有幸得恩师栽培,自己又肯付出比较多的努力而已。

  解放周末: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的?

  李大潜: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数学,可真正让我对它欲罢不能的是高中时读到的一些课外书。其中,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编写的《趣味几何学》《趣味代数学》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他经常引用马克·吐温、儒勒·凡尔纳等著名作家作品里的片段,列举的案例也都来自生活,比如在荒无人烟的郊外怎样利用太阳和手表测出经纬度;河对面有一棵树,不过河怎么测出树的高度……

  这些数学问题令我深深着迷,视野一下子被打开了,我能感受到自己正在飞快地成长和进步,这种喜悦和激动是我一生中少有的。那时,我常常站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包上眺望远方,看着家乡那些熟悉的景致却仿佛看到了整个世界,一时间便觉得天宽地阔。

  解放周末:今年是您进入复旦的第65年。众所周知,苏步青、谷超豪两位大师对您的学术乃至人生都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李大潜:两位老师都曾勉励我,做学问“贵在坚持”。尤其是苏老,给我讲过很多他自己的例子。他的工作非常繁忙,尤其是后来还多了许多行政职务,可他无论如何每天都会坚持2个小时的阅读。有时实在太忙了,第二天也要补回来,他常在开会的间歇看书,在车上、在路上时也在看书。

  苏老的习惯慢慢影响了我。对业务的不懈追求也成了我的习惯,我常说自己是“积习难改”。顺境的时候谈“坚持”容易,而逆境中的“积习难改”更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

  “文革”开始时,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被迫中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甚嚣尘上。理论搞不成了,许多人就成了明哲保身的“逍遥派”,可我不甘心就此沉沦。从1968年起,整整有3年我都待在工厂,开始一年我去了上海电机厂,后来又到了上海汽轮机厂。起初,我跟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并不顺畅,为了和他们建立共同语言,我自学了大学物理和机械课程,也开始认真思考怎么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没想到,这为我后来从事应用数学研究积累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那时我还坚持学习法语,把北京外语学院的4大本法语教材啃了下来。后来的公派访问学者考试,全国有4个人考法语,最后只有2人通过,我就是其中之一。

  这两件事都是我在“文革”中“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做的。那时我对自己今后的前途一片茫然,完全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只是“积习难改”。没想到却对我的事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追根溯源,无疑应该归功于老师“贵在坚持”的谆谆教诲,对此我永远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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