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

——忆费孝通先生

　　跟费孝通读书结缘

　　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那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阴冷的地下教室，费先生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穿着深色夹袄，说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我在半懂不懂状态中听讲。他讲了自己在大瑶山调查的亲身经历，又谈到二上、三上大瑶山的感受，谈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最后是对我们这些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生的希望。刚开始是听不大懂他的话，渐渐听懂了话又觉得内容漫无边际，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最后老先生几句简短的结语，一下子将他的整篇谈话串了起来，不仅浑然一体，而且生动自然，充满感情，让我立即感觉到这正是我要找的那种学问。

　　对费孝通先生的“私淑”之心一直没有放弃，我从报刊杂志上追踪着他的消息。1987年，我即将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有一天突然在报上发现一则很短的报道，说费孝通先生计划在有生之年培养一批博士，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边区开发”专业。我激动不已，四处打听费孝通先生的住处，直接找上了家门。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接待了我，让我去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潘乃谷联系。1987年7月的一天，潘老师专门致电告诉我被录取了，而且马上跟费先生去内蒙古作调查。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直接去西直门火车站与他们会合。顺路买了个最大的西瓜，算是拜师的见面礼。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我是最后一名，刚一上车火车就开动了，潘老师责问道：“怎么这么晚才来?”我说堵车，这是事实，心想真不该和卖瓜的小贩讨价还价。潘老师引我到费老面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学生。”费老放下正在看的书，打量着我，问我一些基本情况。没等他说几句话，我就抱出大西瓜拿出刀子切瓜，咔喳一声打开后是一个生瓜，老先生满脸慈爱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很后悔当初没有亲自检验一下，招了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从此我开始跟随先生攻读社会学“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也是他培养的唯一的“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我一直努力领会费孝通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学思想，也认真实践先生倡导的“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在我的书房里，悬挂着先生为我题写的“求实、创新、勤学、笃行”几个大字。每当我倦怠时，就感到先生慈爱的目光在看着我，耳边就响起先生的话：珍惜时光，踏实做人。或许，我一生也做不出什么值得引以自豪的成绩，但我会永远以先生为榜样，不断追赶。

　　在跟随费孝通从事民族研究的近30年历程中，对他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却总是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才发现费孝通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而仅只是在民族研究上着力最早且持续一生，他是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如何让社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