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明月襟怀阔 纵横文章报国心

——忆刘光第先生

　　刘光第，1917年10月—1996年4月，湖北仙桃市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毕业于重庆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新中国成立之初，亲历了上海金融业的接收与改造，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快速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参与经济金融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著作有《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论中国宏观经济价值管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管理问题》《中国的银行》等。

　　今年是刘光第先生诞辰100周年。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是我大学时期的老师，也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在我的心中，刘先生是一位循循善诱、品格高尚的好老师，一位潜心学问、慎思明辨的学者，一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

　　抗战烽火中立志学术救国，研习探求民富国强之道

　　刘光第先生出生于职员家庭，自幼喜好读书与思考，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和文化学养。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先是不抵抗，后是节节败退。他深切感受到偌大的中国被日本所欺，皆因中国虽大但积贫积弱所致，救国的根本之路在于尽快使中国富强起来。面对日军不断向内地侵入、祖国山河支离破碎的景象，1939年，他从武汉辗转来到重庆，考入重庆大学商学院学习富民强国之道。当时马寅初先生担任商学院院长，给学生讲授“货币银行学”和“中国金融论”两门课程。记得刘先生曾跟我说起，马寅初先生的第一堂课就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贫、弱、愚、私，根本的出路在于使中国富强起来，经济学就是探求富强之道的，希望同学们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能够怀着这样的爱国热忱来学习经济学。马寅初先生的一席话使他激动不已。

　　刘光第先生求学期间的学习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由于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他们不能正常上课，每天都要跑几次防空洞。虽然如此，马寅初先生对学生要求还是非常严格，鼓励他们不管环境怎样艰苦，都要努力抓紧时间学习。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在进防空洞时总是带着书，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书刊。

　　1943年秋，立志继续深造、怀揣着盖有刘大钧院长印章的本科毕业证书，刘光第先生来到享誉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报到。这个学术机构由耶鲁大学博士毕业生何廉先生创办于1927年秋，其主旨是“为我国社会经济问题作实际解决之准备，兼谋我国社会科学之发展”，坚持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两个原则，培养经世济民之才，探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首创中国物价指数，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声名远播。刘光第先生是第7届学生，同届同学还有陈志让、雍文远、张本懿等3人。彼时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模式培养人才，给学生们授课的不但有经济系的老师，还有包括陈序经、张纯明等政治学、社会学名师，学科交融，兼容并包，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眼界。

　　1945年秋，刘光第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货币银行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瑞典学派之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据研究所研究主任方显廷先生回忆，受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货币通论》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影响，1940年前后，研究生培养方向重点从实际领域诸如土地制度与改革、乡村合作、地方政府和财政转向经济理论与货币问题。这篇论文是他后来成为货币金融大家的奠基之作。论文指导老师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毕业离开南开时，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经济研究所何廉和方显廷等诸位先生坚毅卓绝的办学精神已内化于刘光第先生的心中。

　　1939年至1945年的6年间，刘光第先生以顽强的毅力和勤勉寻求到了学术救国、富民强国之道。他曾说过，那6年，在很多博学多闻、古风犹存的先生身上不但学到了科学知识救国富民之术，也深为先生们发自内心的爱学生、爱学术、爱国家的品格和精神所感染。尤其是马寅初先生的铮铮风骨，对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