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兴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很多向好的迹象：一是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局面得到遏制。2016 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虽然有起有落，但2016 年实现了 6.7% 的经济增长，从而遏制了自2010 年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局面。二是物价持续下行的局面得到扭转。2016 年以来，由于原油、铁矿石国际产品价格上涨，也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生产者物价指数于 2016 年 10 月转负为正。相应的，企业利润水平明显改善，市场预期趋于稳定。三是产业经济状况得到改善。2016 年 3 月份以来，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又持续高于 50，也就是说，我国的制造业处在扩张的发展轨道上，这也是和 2015 年下半年明显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看到向好迹象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经济运行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在：一是投资增长出现分化趋势。2016 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下降非常显著，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而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呈快速增长态势。这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增长格局。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剪刀差”的扩大，意味着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这也表明了当前经济增长的脆弱性。二是房地产泡沫再膨胀。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首先是深圳房地产价格出现快速上涨的局面，随后这个趋势很快蔓延到上海、北京、南京、合肥、郑州等城市，房地产热潮再次涌现，引发了全社会对泡沫经济的普遍担忧。自 2016 年 9 月 30 日起，我国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在“十一黄金周”期间，许多城市的政府甚至都没有休息，在忙着起草、颁布关于限购、限贷乃至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政策法规。三是产业分化严重，增长新动能发展缓慢。我们的传统产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困扰，行业盈利能力下降，部分企业陷入经营困难;而新技术、新变革、新产业尚不足以拉动中国经济摆脱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

　　喜忧交织的局面引发了全社会关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争论。官方的观点是“L 形”。人民日报《开局首季问大势》对此阐述得十分充分：“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 U 形，更不可能是 V 形，而是 L 形的走势”，“这个L 形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企稳论”，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在逐步“企稳”。第二种观点是“U 形”，认为当前经济运行处在“探底”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经济仍有可能回到较高速度增长(高于 7%)的轨道上。第三种观点是“阶梯型”，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经济增长到常态经济增长转换的过渡时期，经济增速下行是阶段性发展趋势。当前的“稳”不过是发展趋势中的一个暂时现象而已;最后一种观点是“倒 L 形”，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若干风险，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导致危机爆发，增速显著下降的局面。那时的经济运行轨迹就是“倒L 形”。

　　那么，到底该如何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以更好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呢?在笔者看来，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如下四个突出特征：

　　(1)经济发展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转变

　　以“4 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为标志，我国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1995-2010)》，在 2010 年前后，北京、上海已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广大中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我国已整体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了主导产业的变化。在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是冶金、机械、能源、交通等产业，这些行业的突出特色是投资规模大、规模经济明显，具有鲜明的社会化大生产特征。这些产业业务联系紧密、相互创造需求，在经济上升阶段强化投资扩张，在经济下行阶段则强化投资收缩。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冶金、机械、能源、化工、造船等产业沦落为成熟行业(乃至夕阳产业)，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投资需求增速放缓，由此导致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

　　从历史经验看，英国、法国在同等发展阶段上均出现了大规模资本输出的现象，通过对外投资、确保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来缓和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作为后起国家，美国在发动“美西战争”，还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实行抢夺势力范围和加强海外市场渗透两手抓;德国被欧洲列强包围，争夺“阳光下的地盘”面临重重困难，只能把重心放到缓和社会贫富差距上。从 1890 年到 1913 年，德国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有这些都表明，严重的产能过剩，是类似发展阶段所不可避免的普遍社会现象。

　　(2)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改变

　　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等因素的推动，我国在本世纪初出现了持续“双顺差”局面。2000-2002 年，我国贸易顺差占 GDP 的比重平均为 1.91%，而到 2007年，贸易顺差占 GDP 的比重就上升到 8.6%。这意味着全国新创造财富的 8.6% 都被国际市场“吸走了”，这自然缓解了国内供求矛盾，并刺激着投资的增长;但“次贷危机”后，发达经济体迟迟不能走出衰退，增长乏力，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不振;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增长。国外研究表明，2001 年，我国劳动力成本只有墨西哥的 1/3，但到了 2010 年，国内劳动力水平成本已超过墨西哥，这就削弱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随着贸易顺差占 GDP 比重的明显回落，市场供大于求的常态不仅得到恢复，还带来了消化以前过度投资(消除围绕国际市场而形成的过剩产能)的压力。现在，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中国外贸环境更加严峻，净出口发动机进一步减速，给国内市场恢复供求平衡带来压力。

　　直接投资也是类似的局面。我国抓住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连续排名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大量承接发达国家的产能转移，增加了国内投资，派生出了新的就业和投资机会。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跨国公司开始把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地转移，这不仅改变了国际贸易(加工贸易)的流向，也导致为其配套、服务的生产能力的闲置，使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3)“中国模式”面临转型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经验，通常被称为“中国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也不一样。国内学界通常将其内涵归纳为如下几方面：发展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强有力的政府，庞大的、可供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公有、公有制经济)，以及追赶型经济体所享有的后发优势等。特别是“土地财政”，一方面为市县级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为市县级政府开展“招商引资”竞争，向企业新增投资提供巨额补贴提供了财力支持。在短短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就从几千亿元上升到将近四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更飙升到 10.6 万亿元。“城市经营”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为冶金、建材、机械、运输等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海量的、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而愈演愈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则显著压低了民间投资的成本，刺激了企业规模的扩张。这就使工业化中期本来就相对较快的速度“快上加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财政”的弊端也逐渐显露：高地价带来的高房价引发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埋下隐患;政府债务快速增长，很快便接近政府举债规模的上限;而脱离现实购买力的房价更是引发了全社会普遍抱怨。“土地财政”“城市经营”日益背离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初衷。“中国模式”面临转型。这不仅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投融资行为)，也会对全社会投资的增长和总量平衡带来压力。原来加快经济增长的制度设计开始转变为抑制经济增长的压力和负担。

　　(4)“4 万亿投资计划”的后续影响

　　在经济运行内在周期和“次贷危机”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在 2008 年下半年出现了“失速”的迹象，经济运行面临“硬着陆”风险。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由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 10 方面的“稳增长”措施。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在两年内约需投资 4 万亿元。

　　在应对“次贷危机”冲击之余，“4 万亿投资计划”还蕴含有“化危为机”“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这一动机被地方政府准确把握，为各地推行“弯道超车”战略提供了政治支持。而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又为地方政府执行“弯道超车”战略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由于实现了激励共容，中央和地方相互震荡、正向反馈，使“稳增长”迅速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投资跃进”和“投资过热”。结果，我国不仅实现了经济运行的“V”形反弹，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4 万亿投资计划”的演变，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局面。

　　发展阶段的变化、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中国模式”的转型以及消化“4 万亿投资计划”的后遗症，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就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尖锐的总量失衡矛盾和深刻的结构失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