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这是发行于1956年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中吕其明创作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所唱，反映的是1940年左右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铁道队”抗日活动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曲不仅展现了山东枣庄临山一带的民间音调，还展现了一件鲜见于文献的民间乐器——土琵琶。这一原来只有两根弦的弹弦乐器因其梨形音箱与汉唐传入的西域琵琶相似，所以叫土琵琶，又叫柳叶琴、金刚腿。它在山东西南部的柳琴戏、安徽东北部的泗州戏、江苏北部的淮海戏、苏南的常州丝弦中是主弦伴奏乐器。电影中土琵琶的凸显，反映了新中国音乐艺术快速发展及乐器改革大潮冲击下人们心中掩藏的美好记忆。

　　土琵琶是革命抗战年代容易制作的乐器，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苦中求乐的物化载体。随着新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这一乡间的土乐器逐渐悄然变身，它由简到繁、由小变大。1958年，新改制的土琵琶有三弦、24个音柱且方便转调，名字也改为柳琴，以区别于原来相似形制的西域传入的琵琶;上世纪70年代，有四弦、竹子音柱、钢丝弦且音域扩大的第二代新型柳琴出现，音色也变得清丽明亮而极富穿透力，为其独奏曲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在“戏改”和“乐改”的洪流中，新中国第一代的柳琴人要数著名民族音乐家王惠然成就最大。他在1957年的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大放光彩后，于1958年7月由公安军文工团调往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他改制的柳琴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创作的独奏曲《银湖金波》《柳琴戏牌子曲》《春到沂河》《欢腾的天山》《毕兹卡欢庆会》《陕北随想曲》《塔吉克舞曲》《幸福渠》《木棉花开》《山乡恋》《春情》及协奏曲《忠魂》《海江晨曲》《江月琴声》等，成为柳琴演奏曲目的奠基之作，作品与他的书《柳琴演奏法》一起，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对普及柳琴演奏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所培养的王红艺等人，已成为当代柳琴演奏家。他被尊为中国“柳琴之父”。这期间，除了独奏曲的创作外，柳琴作为特色鲜明的、易于出彩的民族乐器，逐渐为民族器乐作曲家胡登跳、彭修文等人在其重奏、协奏、合奏乐曲中所选用，如《跃龙》《二月·幽燕春早》等，还成为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班底——作为弹拨乐器组中高音区的“点亮”型乐器。

　　上世纪6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吴强儿时初涉琵琶学习，但因乐器太大无法把持，只好改学器体偏小的乐器柳琴，她弹着柳琴从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直至大学，扎实的专业训练使她在驾驭现代作品上具有突出的优势。在多元文化汇聚之际，吴强吸收了多方面的素养，如重合奏、艺术指导与指挥技艺的融会等，多元综合、凝聚，吴强的柳琴包括与之相近的乐器中阮的演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像吴强这样新一代的民乐人，在柳琴音乐创作的勃兴与演奏技艺开发中，开创了柳琴跨越式发展的新时代，而其机遇也为时代所赋予。近年来，吴强等新一代民乐人，编写了很多柳琴考级教材、专业柳琴教程及新创编的高级练习曲等，为民乐的人才辈出提供了更好的技术保障。

　　上世纪70年代是以王惠然领头的柳琴现代创作的萌发期，王先生集演奏、创作、乐改等多种能力于一身，使其成为柳琴早期现代化发展的代表人物;80年代有徐昌俊等多人竞艳的柳琴音乐创作发展期，作品数量大增;90年代只有《冬梅》(张式功)、《满族风情》(刘锡津)、《雨后庭院》等少数作品，属于柳琴的停滞期;新世纪以来，《凤阳花鼓》(彭郁雯)、《Cat's无言歌》(苏文庆)、《天地星空》(苏文庆、郑翠)、《酒歌》(刘文金)、《萝蕾莱》(刘至轩)、《中国舞印象》(何真真)等数量众多、形式多样、质优品高的新作，为以吴强教授为代表的民乐人进行更大学术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可能，他们积累了大量柳琴新作品，共同开创了民乐发展的美好时代。